竹帛“说”——我看大宋王朝

我看大宋王朝

赵竹帛

（2017年9月29日）

有人说宋朝是汉文明的高峰，甚至是最高峰。此言值得玩味，宋朝的的确确是古代汉文明的高峰，是不是汉文明的最高峰值得商榷。中国最鼎盛的朝代大唐王朝于公元907年寿终正寝，代之而起的是无数个割据一方的短命王朝，先后持续了五十余年，所谓“唐室既衰，五季迭兴，凡易八姓，纷乱天下，五十余年”。因中原地区先后有五朝立国，史称“五代”。

从公元960年，后周的殿前都点检34岁的赵匡胤正月初四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建宋；到公元1279年陆秀夫背着年仅8岁的赵昺跳海而死，共经历18帝、两宋319年。在这段历史当中，汉族文明，不管是政治制度还是自然经济的惯性发展，不管是科技发明和工匠的大量涌现，还是文学艺术活动都呈献出繁荣态势，尤其是文学艺术达到了一个顶峰。宋朝的知识分子待遇比较好，宋朝没有“文字狱”，宋朝仅杀过岳飞、张邦昌等几个大臣，刑罚最重的是将大臣流放到岭南或海南岛，但还很少杀大臣，有人讲整个宋朝只杀过三个大臣，为历朝历代最少。宋朝士大夫是不以言获罪的，这是祖宗家法，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曾立碑盟誓，欲通过优待士大夫换取天下文人们的合作、天下文人的拥戴，以驾驭武将维护其统治。从当时的书画、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当时北宋国都汴梁（今天的河南省开封市）很繁华，张择端有一代表画作《清明上河图》大家都知道，极尽张扬展现当时东京汴梁的繁华兴盛景象。 宋朝也是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期，罗盘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火药的应用在宋代有了划时代的发展。

天文、医药、农业、建筑的成就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在当时的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沈括的《梦溪笔谈》可谓科技传世不朽之作。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也出现在宋代。大宋朝的文学艺术值得可圈可点，尤其是宋词，“古今兴亡多少事？悠悠。”许多精美建筑器具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宋词留下来了，它成为汉民族一道百吃不厌的大宴盛餐；它是中华民族骄傲于世的标志符号之一；它是中华民族文脉相承血浓于水的基因纽带。

不管是苏东坡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还是李清照的“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不管是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还是陆游的“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不管是岳飞的“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还是辛弃疾的“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至今读来令人荡气回肠、思绪绵绵。至于儒学集大成者朱熹与程颐创立的朱程理学就更不用多说一句了。

宋朝是汉文化的一个高峰，但绝不是理想生活乐土。富而不强，从来都没有哪一个王朝像大宋诞生之初就弥漫着衰亡的气息，让人感到压抑悲愤和失望。大宋王朝的根基先后受到契丹（辽）、女真（金）、党项（西夏）诸国强大的军事威胁和冲击，处于动荡不安的境地，最终在蒙古铁骑的冲击下走向灭亡。这一切都再现了大宋王朝的无能、软弱、无为、无聊的苟且图景，给人以痛恨愁怅之感。虽然说宋朝当时经济发达，政治还算清明，但军事上从战而不利到丧失信心、到一味求和；政治上从锐意改革到意气用事、到私欲横行；心态上从宽厚仁爱到自甘平庸、到寡廉鲜耻。

而且大宋王朝版图很小，北宋时，只有现在中国长城以南，青海省往东往南那一片。1126年金兵攻克汴梁，徽钦两帝被掳到北国，1127年康王赵构在临安（今杭州）称帝，版图就更小了，1138年宋金绍兴议和把淮河以北的土地都割给金了，以淮河大散关为界，而且还面临着外敌压迫和威胁，北有契丹人耶律阿保机建立辽国大辽，西北有党项人元昊建立的西夏，西南有吐蕃与南诏，东南有交趾，后有完颜阿骨打建立的金，至宋末又有蒙古草原来的忽必烈的元兵。这个朝代虽富但并不强，宋朝立国后，主动或被动的发生诸多战争，是屡战屡败，从始自终，始终处于劣势，处于被欺负状态。

这不能不说与大宋开国之初确立的重文抑武的国策相关。近日，我们一行出差到依兰看到五国城旧址公园上依兰县纪委立的一块牌子，墙壁上题有“靖康之耻、警钟长鸣”的字样。我认为“靖康之耻，警钟长鸣”影壁的设置是有问题的，这句话本身没问题，但此时设立，放在现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如此表述带有严重的认知错误。首先，“警钟长鸣”是对的，但不应用这种方式来凌驾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认识和判断，这种表述以汉民族为主体，会造成民族割裂、中华民族分崩离析，容易产生新的民族矛盾；其次，“靖康之耻，警钟长鸣”落款不应该落在依兰县纪委，应该落在国家层面，原因在于，大宋王朝时，经济、科技、文化发达，世界领先，老百姓生活富足，但国力特别是军力非常弱，现今中国需以此为鉴，GDP世界第二，但国力是否是世界第二呢？所以“靖康之耻”的教训应该由国家层面这个层次吸取，而不应是依兰县纪委这个层次；再次，“靖康之耻”从纪委的视角来说，无非是说宋朝皇帝昏庸、腐败，这种认识是片面而错误的，其实在中国历代王朝中，宋朝皇帝虽无太大作为，但腐败、昏庸不是主因，有的还非常勤勉，亡国的原因在于“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失误。

宋朝亡既是重文抑武国策之果，也与大臣党争有关。唐朝亡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农民起义，而大宋和后来的大明王朝的灭亡都与党争有关。另外，可以这样说，宋朝的皇帝们少雄心壮志，安于现状者多，今天我们到河南巩义市看北宋皇帝陵规制之狭小，与汉、唐皇陵无法比，与明、清帝陵也无法比，即便与后世一些藩王之墓也无法比，由此可见一斑。宋朝多文学大师，少政治大家。大宋满朝文臣武将，可拥万乘之势者寥寥，毛主席曾评点宋太宗“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宋军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方法，宋人总不省”。赵普、司马光、王安石、范仲淹、苏轼，此等历史盛名者治乱之能也不足以过誉称道，就不用说陆游、辛弃疾这些官场失意者能怎么样了。皇帝安于现状，大臣少治乱之能事。宋朝怎么能雄心万丈地屹立于历史巅峰之上？！

当然了，历史上也应这么看，是因为宋帝少汉武帝、隋炀帝、唐太宗等各领风骚之辈，大臣少有霍去病、李靖、郭子仪之征伐善战之武将和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等治乱平事之能臣。大宋王朝似平庸无奇，却缔造了汉族文明的黄金时代。

宋朝仅仅有初始的商业活动，还处在自然经济状态，尚未达到发达的商品经济形态。今天我们听到看到宋朝汴梁繁华的社会生活，绝不是宋朝的全部，充其量是一个小盆景式的微缩景观。大宋王朝历经319年，18个皇帝，它是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段，我们承继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宋朝的孕育发展塑造成型的，或优或劣都已融化在我们的血液里，成为我们依托的基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前进的力量。1279年，宋元崖山之战，陆秀夫背着宋朝少帝赵昺投海自尽，南宋10多万军民投海殉难，宁死不降，虽宋代军民气节气贯长虹，精神可嘉，但与“势”无补。汉族被蒙古所奴役，元统一中国。以后有人说“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当然，这句话的认知是有问题的。

大宋王朝对自身文化过分的自信和依赖使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血泪痛苦。但是，第一次被异族统治的中国却像一所被人打开了大门的学校和饭店，以它无以伦比的灿烂文明和博大胸怀喂饱陶醉融化了所有进入这个华美丰盛学校和饭店饥饿的人群。正是宋代的独特精神，奠定了中国从此以后长期统一和定型稳固。汉唐以后不再有汉唐，但大宋以后中国却永远是中国。

最近，社会上盛行流传梦回大唐、梦回大宋一类的话题和娱乐说法。我想我们当然要以拥有唐、宋辉煌的历史为傲，我们应从辉煌的大宋王朝中吸纳营养与力量，古为今用，借古鉴今，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但亦不可“事必拘古”，更不可放言“昔比今好”。我们应为生在今天中国这个时代与国度而庆幸，更应能为服务当下、身披使命、竭力而为、立志担当而自豪。